多年来，以清朝宫廷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从未淡出过大众视野。“内务府”“慎刑司”等清宫内机构的名称，“贵人”“答应”这样的妃嫔等级称号等历史知识，也随之为大众熟知。重新回到史料与制度本身，对这些被娱乐叙事边缘化的内容进行梳理与说明显得尤为必要。《嘉礼大婚：走近清代帝王婚礼》这本书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为读者提供了一条从“想象中的古代宫廷”走向“真正的古代宫廷”的重要路径。

大“昏”为大

不严谨的影视或文学作品描绘的清宫诸景是有限的，有时甚至是错误的。比如婚礼——尤其是清代帝王的婚礼，几乎从未被着以笔墨正确表现。最重要的原因是清代的皇帝往往还在王府的时候就已成婚，真正在登基后才成婚的皇帝有清一代只有四位，他们的婚礼才会被称为“大婚”。

《嘉礼大婚》是故宫学研究院与译林出版社合作出版的“在故宫”丛书中的一册。顾名思义，本书从各方面介绍了清代大婚礼仪，兼备学术性和趣味性。通过这些文字和图片的表达，大婚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而是一系列具体而繁复的仪式：从纳采、册立到迎娶、合卺，再到后续的各类庆典与赏赐等，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与象征意义。

古代中国极重视礼仪，其系统也十分庞大，统合归并后可大致分为五类，即“五礼”：吉礼、嘉礼、军礼、宾礼、凶礼，其中“嘉礼”分类下的“婚礼”与大多数人息息相关。不管怎么演变，现代中国人的婚礼仍部分保留着古代婚礼的理念、仪式和特色。无论是民俗研究还是社会学观察，追溯其源流，从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——清朝的婚礼入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本书选择了清代光绪皇帝的大婚作为主要探讨对象，不仅向我们揭示了古代中国最高规格的婚礼的全貌，还尤其注重了清王朝多民族共存的特点，在制度和礼仪细节等方面与清以前的文献记载相比较，详细阐述了在满汉两个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下，清代大婚是以怎样的模式继承汉族文化、部分地吸收满族文化的。

在中国古代，婚礼的“婚”最早被写作“昏”，有一种观点认为其源于远古时期的抢夺婚——盖以抢娶新娘的行为往往在夜黑之时进行。因此，“大婚”在古代也曾被写为“大昏”，其记录可见于《礼记·哀公问》中“大昏为大，大昏至矣。大昏既至，冕而亲迎。”对此，孔颖达解释道：“大昏，谓天子、诸侯之昏也。”而到了清代，“大婚”则特指帝王的婚礼，即便是亲王也不可以使用“大婚”一词。

天子大婚的性质不同于一般人结亲，其往往伴随着各种政治考量。例如“出于政治目的的不同，清初顺治帝和清末光绪帝在大婚时的年纪相差甚多”这一史实，作者在本书中对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作了解释：清初政权尚处于巩固阶段，大婚往往与满洲贵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；而至清晚期，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，大婚的政治象征意义则更加凸显，其礼仪规模与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承担了重申皇权合法性等功能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礼制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不断被调整与再诠释的。如此多样的视角和切入点，不论是在文化史、制度史还是政治史的角度，都令读者耳目一新，为观察清代政治生态提供了一个切入点。

以图释史

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，就是在以文献史料为中心的同时加入了对图像史料的解读，做到了用两种不同性质的史料相互印证。这样的做法不仅能从学术的角度严谨地解说大婚礼仪，更便于读者利用图像史料直观地了解大婚每个场景的绝大多数细节。文章构成的设计上，除了在第一至三章中穿插引用了光绪《大婚图》的内容作为对文献史料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验证以外，第四和第五章更是专门讲解了光绪《大婚图》的绘制流程和细节，向读者介绍了不少“冷知识”。例如：典藏于故宫的光绪《大婚图》共三套，其绘制并不完全是在大婚现场完成的，而是在正式典礼之前就进行了部分预制。这样的文章构成，几乎把文字史料和图像史料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，打破了传统史学研究中下意识对于文字史料过度依赖的困境。

本书作者任万平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三十余年中，持续致力于明清时代皇宫内制度等方面的研究。通过查阅《大清会典》、记载皇帝大婚的一手史料《大婚典礼红档》和内务府档案等各类史料，陆续发表了《清代皇帝大婚礼仪述论》《龙凤呈祥：清朝皇帝大婚》等学术成果。如今，又在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特著本书。书中多引用《清实录》《清史稿》等编纂史书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各类宫廷档案，对于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入门读物。

更进一步而言，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原一场具体的历史事件，更在于提示我们如何理解“礼”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深层作用。礼并不只是形式，它也深深影响着当时的政治、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运行方式。通过对清代大婚的细致考察，读者得以重新思考传统礼制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，以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潜在延续与转化。通读此书，清代宫廷大婚之礼将会真实地呈现在每一位读者眼前，读者将会从古代礼仪中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和传承，从中得到心灵的滋养，可谓是开卷有益。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，文：张纾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