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农耕时代，牛是耕作的主要劳动力，奇怪的是，牛在这一时期的定位，似与人们的固有认知有所出入——魏晋时期的牛，常常用于拉车，而对于魏晋名士而言，坐牛车甚至比骑马出行更有面子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名士爱乘牛车

或因身体羸弱

文物中的牛十分常见，汉画像石、墓室壁画以及器物上的图案，能看到有关汉代、魏晋时人驭牛耕作的场景，揭示了牛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用：耕地。在一些规格较高的大墓中，牛与鸡、鸭、狗、猪、羊这些家畜、家禽还会出现在陶圈中，用来彰显墓主人的殷实家底。

除了耕作之外，牛最常见的作用就是拉车与载人。这一作用可从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葬俗迥异于前代与后代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。在已发现的墓葬俑群中，多遵循着这一规律：以墓主人出行时的牛车、鞍马为中心，另有男仆、女侍以及用来镇墓辟邪的甲胄武士、天王与镇墓兽的俑群。而在牛车前后，一般也有随行侍从，或手持羽扇、华盖，或手捧器物。在最近披露的湖北襄阳市王寨南北朝家族墓葬群中，编号为M299的墓主人被学者推测为南朝梁时士族，其墓中便有陶牛车与鞍马出土。

类似情况集中出现在江苏南京、河南洛阳、山西长治以及陕西、河北等地。这些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是某个政权的都城及其周边地区，抑或是某个时段的政治中心，聚集着诸多世家大族。随葬品反映其所处时代的风俗，由此足见，牛车就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魏晋名士爱乘牛车胜于骑马，或与其身体状况有关。《颜氏家训·涉务篇》亦云：“梁世士大夫，皆尚褒衣博带，大冠高履，出则车舆，入则扶侍，郊郭之内，无乘马者。”这一时期，不少世家子弟常年酗酒、服药，日日莺歌燕舞，导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，“肤脆骨柔，不堪行步，体羸气弱，不耐寒暑”。如此情形，别说骑马，就连走路都是一大难题。

时有名士王复，任建康令一职，以儒雅博学著称，端的是一副名家气象。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此君羸弱不堪，竟从未骑过马。于是，当他“见马嘶喷陆梁”时，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，遂向他人问道：“这是老虎吧，为何要取名为马呢？”古有赵高“指鹿为马”，今有王复“指马为虎”。

及至南朝，世家子弟又把牛车玩出了新花样，有人只是因为驾驶技术好、善于驯牛，就得以闻名一时，载入史册。刘宋时，豫州刺史刘德愿“善御车，尝立两柱，使其中劣通车轴，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，未至数尺，打牛奔从柱间直过，其精如此”。凭借这门手艺，他成功得到了宋孝武帝刘骏的赏识（《宋书》卷45《刘怀慎传》）。南齐时，陈显达诸子与王敬则诸儿“并精车牛”，世人传言：“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，王三郎乌，吕文显折角，江瞿昙白鼻。”（《南齐书》卷26《陈显达传》）名士对牛车的钟爱，可见一斑。

模仿儒学士人

皇族也受影响

其实自先秦以来，马车就与牛车一样常见。《易·系辞下》云：“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利天下。”王国维先生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一文中，有殷商先祖王亥用牛拉车的故事。虽然马也能够拉车，但它的负重能力显然不如牛。一般而言，文献中的“大车”指牛车，“小车”为马车，即便驷马车这样的大型车辆，因为其车厢相对牛车较小的缘故，也被称作“小车”。

作为运输工具，牛车的大容量就是优点，其优先级自然比马车高。然而，作为交通工具，马车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牛车更高贵。战国秦汉时，马车就是贵人的主要出行工具。这是因为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以车战为主，马的速度更快，更适合战场。即便车战在秦汉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但马车仍象征着军事与杀伐，进而被皇帝引为专属用车。此外，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，稀有的马匹也是统治者们用来强化其个人威信、彰显身份与地位的工具。因此，《晋书》卷25《舆服志》称：“古之贵者不乘牛车，汉武帝推恩之末，诸侯寡弱，贫者至乘牛车，其后稍见贵之。”汉朝抑制商业，视商人为贱者，就规定他们不许乘坐马车。贱者不能乘坐马车，贵人也自然不好乘坐牛车。汉宣帝的外祖母王媪就因为乘坐牛车，遭到时人嘲笑，被戏称为“黄牛妪”。

直到汉武帝推恩令颁布后，许多诸侯因为经济条件不好，才开始乘坐牛车。尽管此举会招致非议，却在无形之中打破了马车与牛车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。

逮至东汉后期，牛车开始受到贵族士大夫的欢迎。“自灵献以来，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，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。”（《晋书·舆服志》）当时，有不少士人好乘牛车，以示安贫乐道。就连汉献帝本人，也曾在条件窘迫的情况下，“御乘牛车”。

牛车不仅拥有更大的空间、更齐全的设施，还十分平稳、少颠簸，符合魏晋名士优哉游哉的闲适雅趣。这样一来，牛车就在士人群体中传开了。

牛车在魏晋名士中流行的趋势，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皇族。学者孙正军认为，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乘坐牛车，是他们模仿儒学士人的结果。此说甚是。连在马上立国的拓跋政权，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。北魏孝文帝在位时，迁都洛阳，实行汉化，学习魏晋南朝制度，还将牛车纳入到舆制当中。牛车成为皇家乘舆，就彻底摇身一变，从“贫者之车”变成了“贵者之车”。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