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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学 “千古八荒”求知有道

版次:102025年07月10日

汉代画像石中的“孔子见老子”图

江西省南昌市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利玛窦与徐光启青铜雕像

暑假到来,“学生大军”又将掀起一波波游学热潮。游学,自古就是求学问道的一种方式。它突破时空界限,让知识跳出课本,在真实的场景中生长,在文化的碰撞中发芽。游学者在学到知识的同时,也在行走中感受着世界的广阔与多元,收获了知识以外的宝贵财富。

孔子游学

绝粮七日弦歌不衰

公元前518年的一个春日,34岁的孔子带着弟子南宫敬叔,驾着一辆简陋的马车从鲁国向西行进。车轮碾过黄土飞扬的官道,这位后来被尊为“万世师表”的年轻人,要去周都洛邑(现洛阳)拜访掌管周王室典籍的老子。

“我听说老子博古通今,不仅精通礼乐制度的精髓,还透彻理解道德伦理的根本,所以要向他当面请教。”孔子对弟子这样解释此行的目的。当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在藏书室相见时,老子告诫孔子:“你要戒除身上的傲慢之气和过度欲望,这些毛病对你没有好处。”这段记录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的内容,成为中国游学史上最著名的启蒙课。

游学,顾名思义,就是“游”与“学”的结合——既要周游四方,又要在行走中求学问道。中国古人早就悟出了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真谛,并在春秋时期形成风气。

与今日拉着行李箱去游学不同,古人游学总带着3件“行李”:一双草鞋丈量山河,一卷竹简记录见闻,一颗求学之心体悟天地。正如孟子所言“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”,真正的求知者总是要亲临其境,在江河湖海里参悟道法,于市井巷陌间追寻真义。

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,公元前497年,55岁的孔子驾着载满竹简的马车,率弟子开启了一次14年的游学之旅。从卫国到曹国、宋国、郑国……一路颠沛流离。最惊心动魄的篇章写在了陈国和蔡国之间的旷野上。孔子师徒被陈、蔡两国兵丁围困,饥寒交迫,孤立无援,弟子们几乎性命不保,难免发牢骚。但孔子并没有因被困断粮而有丝毫烦恼,反而更加精神抖擞。绝粮七日,弦歌不衰。弟子们也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14年间,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

踏遍山河

成就“史家之绝唱”

汉代至魏晋,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,其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理念被广泛接受,游学成为士人完善人格、传播学术的重要途径。游学的经历成就了许多名师大儒,比如司马迁。

司马迁是留名千古的汉代史学家。他出身优渥,作为太史令之子,本可安坐书斋,但为了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”以增长见识,他选择了一条“游学天下”的求索之路。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记载了20岁开始的游历行程,从东到南,从南至北,穿插迂回,足迹遍及半个中国。

司马迁先到长江、淮河流域。在淮阴,他注意收集韩信早年的奇闻轶事,在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里记录了韩信报答漂母“一饭之恩”、忍屠夫“胯下之辱”等故事。

然后,司马迁一路南下,到达会稽(现绍兴)。据说大禹曾在此地会集诸侯,计算贡赋,后人便以会稽为地名。当地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,据说只有大禹曾经进入其中,因此叫作“禹穴”。司马迁为了一探究竟,亲自深入此洞,探索大禹遗迹。后来,司马迁虽然没有对这部分内容单独成卷,只是将相关记载散见于《史记》不同篇章,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,这次考察直接影响了他对夏王朝真实性的判断,为其“疑则传疑”的审慎治史原则提供了重要实践案例。

再后来,他北上齐鲁,实地研究孔子的行为和学说,观察儒家礼乐教育在这里所起的教化作用。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里,司马迁特别提到自己曾经亲临孔府与孔庙的经历。行至彭城(现江苏徐州),他钻进市集茶摊,听老者手指一望无垠的荒野讲述项羽垓下悲歌。这些鲜活的记忆,后来化作《史记》中“项羽本纪”的泣血文字。

这次游学,让他获益匪浅。之后,他又多次游学,脚步几乎踏遍了全国,不仅搜集了大量遗文古事,也开阔了视野。这恐怕也是他把《史记》写成“史家之绝唱”的重要因素。

中西携手

共研“测地量天之学”

明代游学逐渐脱离唐宋“仗剑游天下”的浪漫气质,转向更务实的方向。这一时期,商品经济蓬勃发展,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,市民阶层壮大,为游学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。同时,西方传教士东来,带来近代科学知识,部分士人开始突破传统游学范畴,探索“经世致用”之学。

1582年,葡萄牙商船停泊澳门。意大利人利玛窦整理方巾迈进了中国的大门,期待成为一代旷世“西儒”。次年,这位“大西洋人”携地球仪与自鸣钟踏上广东,开启了为期30年的中国文化游学。

他的游学之路是流动的“科普学堂”:在肇庆仙花寺内,他带来的自鸣钟与世界地图令士大夫惊叹。在南京鸡鸣山,他望远镜中的木星、卫星颠覆了“地心说”,他以“天帝棋子”喻之,化解认知冲突。在北京紫禁城,他向万历皇帝进献世界地图,让朝臣惊觉“大明不过东方一隅”。

1600年,利玛窦与徐光启在南京相识,因对科学和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结下深厚友谊。1604年,徐光启中进士后定居北京,特意租住在利玛窦的居所附近,两人几乎每日探讨科学与哲学。1607年,两人合作完成欧几里得《几何原本》前六卷的翻译,还将“Geometry”译为“几何”——“测地量天之学”。这一简洁、形象的译名,让西方数学扎根中华。

两人交往期间,利玛窦一方面通过徐光启等士大夫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,另一方面也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。比如,首次将《四书》译为拉丁文,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等,将东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。徐光启则成为“晚明西学领袖”,推动番薯种植等农业技术改良。后来,两人的雕像被置于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马切拉塔市,成为中意友好关系的见证。

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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